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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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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78年和东柏林达成的建造柏林－汉堡高速公路以及修复通往西柏林的过境水路等协议都耗费了联邦共和国巨额开支。此外，赎买民德政治犯的工作仍在进行。波恩最后为33755人的释放以及为250000个家庭的团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付了35亿多德国马克。
“导弹之争”反对缓和政策：西欧的联合继续取得进展。而在东欧，缓和的10年结束，80年代开始时，新的冲突加剧。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及波兰宣布战争法规，和在苏联布置新的中程导弹（SS20）一样，导致了东西方关系中的气氛恶化。双方大有重新剑拨弩张之势。
北约组织对于安全平衡中出现的危险的不稳定因素，以决定从1983年起扩充导弹储备作为回敬。同时，建议苏联就军备监督问题举行谈判（北约双重决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联邦德国以不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抗议。美国倡议的所谓“零点方针”旨在打破僵局。它规定在苏联削减中程导弹的同时，北约放弃驻扎潘兴II导弹以及新的巡航导弹。
为了避免出现安全方面的漏洞，联邦总理施密特一方面坚持对扩充军备问题作出抉择，同时致力于将两德关系中受到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管党和国家首脑埃里希•昂纳克正热衷于获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国籍，为西方访问者规定的最低限度兑换金额标准大幅度提高，联邦总理施密特仍然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自始至终并未获得昂纳克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昂纳克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顽固不化也是对要求经济改革、自由和裁军的邻国波兰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正在增长的抗议态度的反应。
然而，不仅在东方和在关于导弹问题的争论中丧失了威信。在波恩，自由民主党决定改变经济政策的方向并开始从联合中游离出去之后，社会民主党基层因联邦总理施密特毫不动摇地坚持北约组织的双重决定，还由于和平运动及部分地由于工会的压力，宣布与他分道扬镳。1982年10月1日，赫尔穆特•科尔通过一项建设性的不信任案成为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首脑。他维护了联邦政府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在谋求统一的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和保障的努力中同巴黎与华盛顿继续进行合作。尽管和平示威游行声势浩大，赫尔穆特•科尔政府不为所动：1983年11月，德意志联邦议院同意补充军备。这样就加强了西方联盟的可信性，并且避开了北约组织的一场危机。
8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开始新的裁军对话。在联邦共和国新布置的导弹在此之后不久即又拆除。
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衰亡至德国的统一：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莫斯科的产物。它从一开始起就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和红军驻扎在当地为基石的共产主义专政。命令主义的经济、秘密警察、统一社会党的无限权力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人民和统治机器之间越来越离心离德。物质方面和社会福利方面－通过国家定价和对个人的津贴－的廉价的基本供应，使封闭型的制度有可能寓丰富多彩的生活于所谓的小生境生存之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体育运动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劳动者”的满足一样，造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心态，认为在东方集团内部尽管要向苏联缴纳极高的赔款，但是最高的工业生产和最高的生活水平已指日可待。
尽管进行了种种宣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原来力争在经济上超过西方云云始终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资源耗竭以及由于中央集权制和计划经济造成的生产力萎缩迫使统一社会党政权漫天许愿而无法兑现。接受西方大笔贷款的情况越来越多。消费品领域里的原则是全凭一时心血来潮。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环境）杂乱无章。
对全体人民的无孔不入的暗中侦察、思想渗透以及声嘶力竭地呼吁团结，使“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的领导权首先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不过是敷衍塞责的连篇空话。相反，民众要求的是自决与共决权，首先是更多的个人自由以及更多更好的消费品。
当布置导弹、美国政府拟订的建立依靠太基进行防御的体系（战略防御计划SD1）计划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推行的挑衅计划（例如，在勃兰登堡门旁筑起第二道围墙、阻碍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使外交方面的大气候更为恶化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使他们的领导陷入了困境。例如，准备出国的公民在未获明确答允他们去西方旅行之前，拒绝再离开联邦共和国设在东柏林的常驻代表处。为了方便人们办理手续，
联邦政府多次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巨额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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